“新经济”与科技创新

“新经济”一词近年来在媒体上十分流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与关注。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新经济”与科技创新问题，谈一些自己的初步思考。

“新经济”最初是指美国走出“滞胀”后的一种经济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连续9年的增长，不仅给美国带来了低通胀，而且带来了低失业，这的确是美国战后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时期。可是，当人们思考美国经济为什么会持续增长时，又发现是“知识经济”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成长，帮助美国开创了经济发展的新时代。所以，1996年亚太经合组织就把美国这种新型经济，明确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美国政府也宣称，美国的“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由于IT业目前在美国又是知识经济的领先产业，于是人们通常也会把“新经济”理解为网络经济。所以，尽管人们对“新经济”的解释各异，但基本涵义是一致的，即强调的都是经济发展中的“高新技术”特征。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出现，都会推动生产力的跳跃性发展。因为抢先搭上产业革命的快车，英国曾一度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而那些与幸运之神失之交臂的国家，则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去苦苦追赶。现在“新经济”正迎面朝我们走来，全世界都在为迎接它的到来做准备。这是一场全新的赛局，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赛场规则，谁能尽快地适应它，谁就有可能像冲浪运动员那样，借助于浪头的推力，冲上一个新的高度——当然，如果你无力驾驭，也可能会被海浪打翻，甚至被大海所吞没。而那些在未来“新经济”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的国家，将长久地被排除在繁荣和富足的大门之外。其等待时间之长，可能要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

过去的社会，从总体上看，是一个资本主权的社会，那些掌握土地、厂房和设备的人们，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利。无论是封建领主控制佃户，还是资本家雇佣工人，都是按这个原则展开的。正是凭借手中的资本，资本家才成为资本主义的司令官。他们招聘或解雇部队（劳工），给下级军官（经理人员）提职或降职，决定仗在哪里打，在哪里进攻，在哪里退却。而工人则异化为附着这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那些有理想改造社会的人们，把这些看作是不平等的根源，他们向往着一个劳动主权的社会，憧憬着劳动支配资本，而不是资本支配劳动。“新经济”的到来，无疑会增添他们的信心，因为未来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不再是机器设备，而是知识和技能。它们就存储在劳动者的脑海里，而不是固定在资本家的厂房中。由此，那些适应了资本主权逻辑的人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唯一重要的生产要素每天都回家，最基本的生产单元不再是工厂和车间，而是灰色的脑细胞。资本的地位没落了，它们将被劳动所支配。

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经济的表层，人们首先是借助于它们，来认识和勾勒过去的世界的。而“新经济”会极大地改变现有的景象。就收入分配而言，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因为在那些受教育和未受教育的人群之间，在富有创造精神和创造天赋的人群与墨守陈规的人群之间，效率的差别肯定会更大。参加上海财富论坛的经济巨头，有40％是通过继承起家的，凭借上辈的遗产，他们比一般人更容易赚到大笔的钱。这就像南极洲，几亿年前冰川还没有融化，后来的降雪又形成了新的冰层，日积月累，成了现在的模样。相比之下，知识、技能和创造力则无法继承。如果祖辈恰巧给你留下大笔的财富，那是你的幸运，不过这些昔日曾汩汩流淌的财富之源，在“新经济”的时代已经干涸；如果你没有祖辈那样发达的大脑，你就不可能扩大财富的占用。可以设想，如果全球气温持续变暖，南极洲的冰川，增长速度无疑会放慢，直到有一天完全停止，甚至逐步消融。

今天的世界，就像300年前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一样，“新经济”正在临近，但并没有真正到来。不过，历史不会在这里定格，它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谁也无法阻挡它临近的步伐。“新经济”将造就一个怎样的世界，现在我们还不能准确预知，但可以肯定，无论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还是思维方式，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必将面临空前的冲击。也正因为如此，需要我们对它倍加关注。

关注“新经济”，说到底就是高度重视高科技的开发与应用。不久前，美国联邦法官判定世界电脑业巨头微软公司违反了美国的反垄断法，这一案件曾一度引起世人瞩目。虽说这件事只是美国人自己的事，但微软用短短20年的时间，从名不见经传一跃到了“垄断”的程度，背后的东西却值得我们思考。

1975年，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中途退学，决心创办公司的时候，凭的仅仅是脑海中一系列美妙的构想，以及对个人计算机应用前景的坚定信心。仅仅经过短短20多年的时间，微软就一跃跻身于全球企业500强的行列，能够与通用、福特等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公司平起平坐，其中的奥秘是什么？这个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微软的成功，即与风险基金密不可分。美国的风险投资非常发达，风险投资的经纪人专门寻找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聚集社会资金，作为股本投入进去，并且派出技术和财务专家，协助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和经营管理，为企业提供多方面的服务。等到项目成功以后，再把股权转让出去，获取高额回报。在风险基金的支持下，微软耗巨资开发出一系列产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微软的发展，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实现科教兴国，推动技术创新，必须疏通融资渠道，发展风险基金。技术创新大都耗资巨大，有的甚至是天文数字，这些钱从哪里来？由于创新领域充满风险，银行一般是不愿意涉足的；而仅靠政府拿钱，却又不免捉襟见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由政府建立的此类基金，总额只有40多亿元人民币，还不足实际需要的1％，可谓是杯水车薪。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吸引社会资金的参与。风险基金的长处就在于，它能够正视风险，并通过特殊的组织技术，来有效地分散风险，即使项目投资失败，基金投资者个人的损失也不会很大。把风险基金吸引进来，还要为它们的退出留出渠道。因为风险基金一般不追求持股分红，而主要是通过转让股权，来实现增殖。如果风险基金只能进入，不能退出，就没有人愿意投资了。大型的高科技企业可以上市，风险投资的退出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可是，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不具备上市的条件，退出渠道就不那么畅通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应当在规范我国主板市场的同时，努力推进二板市场的开放。在内地二板市场尚未开放前，可以积极利用香港二板市场。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资源的稀缺程度不一样。“新经济”时代，最稀缺的要素是什么呢？是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创意。在这方面，雅虎网络的成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4年前，26岁的美籍华人杨致远先生在做试验的时候，忽发奇想，觉得如果开发一个系统，把网上的信息搜集起来，向网民提供网络目录式检索服务，可能是很有前途的。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他建立了雅虎网站，并在短短4年的时间里，积累了30多亿美元的财富。由此足见创意的威力。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其它的资源就不重要呢？绝非如此。“新经济”是以高效率的资源组织技术和组织手段为前提的，一旦有了好的创意，转瞬之间就能把资金、人才等资源组织起来，去实现这个创意，转化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才是“新经济”的涵义。如果离开了资源的组织技术，你有再绝佳的创意，有再多的奇思妙想，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从鸟飞上天到人也要飞上天，其间为什么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归根到底，无非是因为资源的组织手段不够有效，不能迅速开发航空和航天的技术。

江泽民总书记说，创新是民族发展的推动力，是民族进步的灵魂。这里的创新，不仅仅是指知识的创新，技术的创新，还应包括资源组织技术和组织手段的建设。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疏通融资渠道，建立风险基金，动员整个社会拿钱来支持创新。否则，如果还靠企业家变卖家产来拿钱，那就不仅仅是企业家的悲哀，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小平同志有句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然科学技术的威力如此之大，自然我们就应好好地重视它。可是“科技”这东西，光思想上重视还不行，还得用钱去“兑现”。倘若没有钱，再好的科技发明，也只能锁在科学家的抽屉里，不能应用于生产，也就变不成生产力。

科技不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表面上看，是一个“钱”字作怪，深层次里却是体制拖了后腿。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与生产是脱节的，主要的科研力量，是配置在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从事生产的企业，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科技开发队伍。尽管政府曾经试图将两者加以衔接，1996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成果转化法》，但真正做起来，仍是力不从心。其难处在于，科技成果不同于一般商品，它的转让，要比普通商品的买卖复杂得多。比如说技术商品的价值，本身是隐性的，而且转让后的开发，又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一项成果到底值多少钱？后续风险有多大，由谁来承担风险？科研单位和生产厂家，常常会因各持己见，弄得不欢而散。而这个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好像并不突出。他们的基础研究和公益性开发研究，是由政府直接承担的，其成果为全社会所共享，不需要向企业转让。至于应用性研究，则大部分都由企业自己提供经费。所以在他们那里，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不需要处理成果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即使要进行成果转让，也只是在技术辐射阶段。这一阶段的技术已经成熟，故而购买者无需承担开发方面的风险。对比之下，我国目前的科技成果转化，是发生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而且是转让尚未定型的技术，所以转化中要遇到困难，就在情理之中了。另外，我们的科研机构，原来被定性为事业单位，经费由政府拨给，其追求的目标是完成项目的数量和水平，至于项目能否投入生产、有无市场和效益，与研究者无关。这样，就使科研和生产相互隔离，科技成果难以满足实际需要，自然也就影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

基于上面的分析，要真正发挥好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最根本的是要改变目前科研、生产“两层皮”的局面，培植企业自己的科研力量。那么，企业通过什么途径达此目的呢？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改变目前政府科研机构重复设置，人员、经费分散，科技与经济脱节的状况；二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关于科技体制改革，政府曾提出过“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即在稳住少数重点科研机构的同时，将其他大部分推向社会，并特别鼓励它们直接进入大中型企业，成为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现在看来，这条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国科技工作的实际和发展趋势，但应注意“放开一片”不能简单地一放了之。因为目前很多的科研机构，手里并没有现成的、有价值的成果，企业也不一定能马上拿出有开发前景的研究计划。若如此，要想在短期内让科研机构一律进入企业，显然是不现实的。科研机构的长处在于研究，进入企业后如果没有研究课题和研究条件，反而会成为企业的累赘。所以，科研机构进入企业，还得寻找一个有效的联结点。